日前，隨著《武漢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（2021~2035年）》獲批復，全國22個超大特大城市及其他重點城市共40余份在2035年前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（簡稱“2035年總規”）已全部被國務院批復。

在區域格局重塑中，中部省會城市如何“排座次”?在一些新表述中，鄭州將迎來哪些機遇？

“國家中心城市”縮減，突出區域協同發展

2035年總規，涵蓋了40多座城市，并對城市性質、核心功能、城鎮開發空間等作出界定。

其中，在城市性質中，很明顯的一個變化是“國家中心城市”變少了，僅保留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、廣州5地。

在過去，至少有9個城市曾被當作“國家中心城市”，包括鄭州、成都在內的城市也都陸續提出過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。比如，2016年12月，《促進中部地區崛起“十三五”規劃》發布，明確“支持武漢、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”；2018年2月，《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》印發，提出“建設西安國家中心城市”；2022年4月，湖南印發《關于實施強省會戰略支持長沙市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》，目標任務第一項便是“創建國家中心城市”。

而此次規劃中，武漢為“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”，鄭州為“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”，西安、成都均為“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”，長沙為“長江中游地區中心城市”。

不難看出，“國家中心城市”概念正在被弱化，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層級的中心城市。

具體到中部省會城市，除武漢、鄭州、長沙外，太原為“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”，南昌為“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”，合肥為“長三角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”。

這也說明，這些城市“中心城市”定位已不僅僅限于中部，而是充分考慮了城市位置、能級、區域輻射帶動力等因素，反映在大區域協同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和重要地位。

制造業、科創……成中部省會城市功能定位高頻詞

在交通樞紐的定位上，2035年總規明確，中部省會城市中，武漢、鄭州為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；太原、長沙、合肥、南昌為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。

與上一版批復的“國家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”相比，武漢、鄭州交通樞紐地位得到了提升，由“重要”改為“國際性”，其余四個城市也躍居“全國性”。

調整背后的數據最具說服力。以鄭州為例，區位優勢得天獨厚，交通網絡四通八達，也是國家確定的空港型、陸港型雙樞紐城市。2024年，鄭州機場年貨郵吞吐量突破80萬噸，創下自1997年通航以來的最高紀錄；鄭州累計開行中歐班列2052列，居全國第三位。

除此之外，對于中部省會城市的功能定位，2035年總規明確——

武漢是中部經濟中心、科技創新中心、商貿物流中心、對外交往中心以及長江中游航運中心；

鄭州是中部先進制造業基地、商貿物流中心、對外開放門戶和區域性科技創新高地；

長沙是中部先進制造業基地、中部現代服務業中心、區域性科技創新高地；

合肥是中部先進制造業基地、區域性科技創新高地、國際航空貨運集散中心；

南昌是區域先進制造業基地；太原是華北先進制造業基地。

從中可以看出，武漢城市功能定位最多，龍頭引領作用突出。此外，“制造業”“科技創新”“商貿物流”等成為高頻詞。

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二級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安樹偉認為，這是站在全國格局上通盤考慮，基于各地產業基礎、資源稟賦、科創條件等進行的定位。

那功能的重疊，會不會造成“內卷”?安樹偉說，各地有自身的賽道，在細分垂類上會有差異。拿制造業來說，鄭州在機械、汽車制造上持續發力，而太原更偏向于重工領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武漢為“對外開放中心”，鄭州為“對外開放門戶”，這也要求兩地在高水平開放中要不斷深化國際合作。

鄭州城鎮開發邊界控制面積為中部省會最大

當前，我國城市發展理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，由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。

此次，2035年總規更是明確了各個城市的“三區三線”，意味著至少到2035年，開發建設不能突破城鎮開發邊界，避免城市“攤大餅”式盲目建設的沖動，推動城市集約化發展。

根據批復，到2035年，鄭州城鎮開發邊界面積要控制在2074.69平方公里以內。

這一數據，在中部六省省會城市中排名第一，超過了武漢（1813.35平方公里以內）、長沙（1308.67平方公里）、合肥（1289.30平方公里）、南昌（998.63平方公里）、太原（735.42平方公里）。

相比2023年鄭州市域城市建成區面積1412.22平方公里，鄭州城區開發建設潛力巨大。

在安樹偉看來，鄭州獲批的城鎮開發面積在中部最大，主要是由于河南是人口大省，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，需要開發建設更多土地，來承載產業發展、人口集聚、基礎設施建設，滿足未來10年城市的總體需求，而其余城市城鎮開發面積沒有鄭州大，更應該注重土地的集約化利用。（頂端新聞·河南商報記者 王丹）